预备党员介绍人发言稿简短？预备党员介绍人发言稿2021！

黑土地上的收获

作者：?林樾

这是一份情，一份无悔的情。它植进了我十年的青春好年华，织进了我十年的酸甜苦辣，沉得提不起，浓得抹不开，说出来，却只有两个字：插队。

插队去

那时，我已经是高三毕业生了，在女一中，北京第一流的女中。因为出身革干，又因为学习好，思想好，身体好，我成了凤毛麟角的学生党员，又成了屈指可数的出国留学的选送对象。在炎热的夏季，当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准备参加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时，我却毋需汗流浃背地伏案读书，只等通知一到，出国深造去了。

那时，太阳对于我，比任何人都明亮，道路对于我，比任何人都平坦。我以为，人生就是这样：甜甜的，笑盈盈的，轻轻松松的，日复一日。那时的我，唯一不满足的就是没有赶上父辈们火红的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党员，没有革命好干，没有战斗好参加，怎么叫战士呢？我内心十分渴望能来一次战斗的洗礼，让我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革命者。

天遂人愿，轰轰烈烈、史无前例、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光临了。我兴奋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万没想到，一夜之间，我从“红孩子”沦为了“狗崽子”。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父母被不知什么部门抓去了不知什么地方。没有人对我说明这一切，糊里糊涂地我由革命战士跌为革命对象，从众星捧月的地位落到无人理睬，乃至遭人白眼的境地。

女一中临时党支部召开一次关于我的会。

那些被红卫兵小将整得抬不起头来的党员老师们讨论了我的党籍问题。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先后发言，一个表示坚决不再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个也坚决表示不再充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了。我呆了。睁大了眼睛直视着这两位老师——其中一个是我的班主任——弄不懂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

当初，不是他们苦口婆心动员我、启发我入党的吗？我说我不够格，班主任老师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看你敢不敢承担。而现在，他正慷慨陈词，恰如当初给我开发展会时的激动。他的理由很充分：我的老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而我则划不清界限，为反动老子唱赞歌、贴金、美化等等。依据正是我自己从小学一年级起记的大小17本“反动日记”——开会前组织上勒令我全部交出，这些日记他们原是看过的，为了介绍我入党，曾用来帮助我总结自己的成长道路，以证明革命家庭的良好教育的。现在，他正指着其中的一段、又一段，高声念诵，激烈批判，火药味十足。结果，全体党员一致庄严举手通过了取消我中共党员预备期的决定。我懂了，我被踢出了党的大门。

我第一次尝到了生活中的酸楚和苦涩，我第一次在没有父母、师长牵手的人生道路上独行。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想，怎么办。我觉得委屈。我是要革命的呀，党不该不拉我一把就把我推出去呀。但想想，我自己真的是不配再留在党内了，因为我始终对父母认识不清，恨不起来。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却都是他们教育我热爱党、热爱领袖的话，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反革命”的蛛丝马迹。看来，我的确立场不对，不然怎么就是识不破反动老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呢？怎么就没有一双识别阶级敌人的火眼金睛呢？

“遇到问题找毛著”，这是当时通行的生活法则，英明领袖他老人家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话是说，我只有去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对自己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从感情上和父母划清界限，真正站到党和人民的一边来。于是，我强烈地希望离开家、离开学校，到工农中间去。

学校开始分配学生了。那些出身好、表现也好的同学被挑了去，分到北京的工厂、近郊。我自知没份儿，不敢奢望。后来，一批出身、表现都还过得去的同学报名去了兵团。人家说了，当兵团战士要够参军入伍的条件，我自知还是没份儿，亦不奢望。再后来，内蒙古牧区来招人，说是条件艰苦，我想报名，但又听说，那是边境地区，要发边境通行证的，所以要挑可靠得去。而我，自然不属于“可靠”之列，又只好作罢。

学校的学生已走得差不多了，剩下我，真有被弃之一旁、有心报国、无才补天的空落落的感觉。惶惶然，只想不管哪里，谁要我都行啊，总不能哪里都不要我呀。再后来，内蒙古农区来招人了，说是种地的。我怯怯地去打听：像我这样的人你们要不要？招生（我们那时把来招收下乡知识青年的也称为招生）的人没有问我是怎样的人，就热情地说：“只要你愿意，要。”我真高兴啊，终于有一个地方要我了。

我欢喜地报上了名。学校批准我去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大红榜公布一周后，弟弟也被批准了去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一来为了姐弟一起有个照应，二来想去一个偏远的、没人了解我的地方从头开始。我把档案送到了弟弟要去的莫力达瓦旗的招生处，就忙着置备我和弟弟的行装了。

自从父母被抓走之后，家里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因为我是长女。父母失踪了，我们的生活来源就断了，过去的存款全部被冻结，父母的财产、书籍全部被查封。怎么办？我很怕和外界打交道，就派弟弟去父母单位要生活费。我永远忘不了——那天，16岁的弟弟哭着回来了，说：“姐姐，我宁可饿死也不去要钱了”。他受了什么委屈，我不知道，但男孩子的泪水叫我心颤，仿佛针刺般地心疼。我很爱我的弟弟。生活在这个家庭的孩子，都是幸福的。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没见弟弟哭过。望着弟弟，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可我们总不能饿死啊！家里上有80高龄、双目几近失明的奶奶，下有一个刚满10岁的妹妹和一个不满7岁的小弟弟。我只好自己出马，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管人家怎样待我，我一定要把钱要回来。我们要吃饭啊！我找了妈妈的单位，他们让我在传达室坐了一个小时冷板凳，最后答应给我15元钱。我还要力争，对方不由分说地把我推了出来。15块钱，我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因为以前我从来没管过钱，没花过钱。自己的衣服鞋袜、书本纸笔都是家长为我准备好的。但我知道，全家过日子，这点儿钱不够。

我又跑到父亲单位去申请。他们经研究，通知我，按照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标准发给30元。这是我离家之前为家里办的一件大事。我和大弟弟走后，奶奶三口每月合计45元生活费，都是由年幼的妹妹领着无知的小弟弟去领回来（她一个人去害怕），一处给15元，另一处给30元，而全家原来的生活水平是每月300多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弟弟远行，还能指望家里接济什么呢？但愿以后能挣点儿钱回来贴补家用。后来证明，这也是奢望了。

只有一星期的时间置备行装。好在行李并不多，我和弟弟每人一套被褥、两个脸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毛选和几本马列著作——这是下去改造的思想武器。听说要去的地方很偏僻，又是什么听都没听说过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所以打点行李时，特别装了一箱牙膏、肥皂和手纸，唯恐到了那里没得买。当时以为是一去不复返的。

8月21日，出发的那天，火车站里，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多数是家长送子女。而为我们姐弟送行的“家长”，却是比我们更无助、更不懂事的妹妹和小弟弟。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过？有了难处谁来帮他们？我不去想，也不敢想。10年以后，长大了的妹妹对我说：“那时你们真狠心，竟能扔下我们走了。”

妹妹的责备是对的，可当时的我和弟弟也还没长大呀！我刚刚失去了一直牵着我们的家长，还不知在人生的长路上独行该怎么迈步。当年我全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责无旁贷地成了家长，成了他们的依靠，我还不知道应该从这种角色出发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火车开动了。我木然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月台和站在月台上的妹妹弟弟，既不兴奋，也不伤感，不眷恋以前熟悉的一切，也不去想象将要接纳我的那块土地。我只抱着一个念头：明天会比今天好。就这样，我插队去了。

落户

我们到了讷河站，下了火车，换乘汽车，到嫩江边，下了汽车，又上渡船。过了江，就是莫旗了。我们被拉到了尼尔基镇中学的大礼堂里。在那里，大家认领了自己的行李，就地铺开睡了一夜。时值8月下旬，外面下着雨，地铺凉凉的，我和弟弟在这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土地上，睡了第一夜觉。

和我在一起的，除了弟弟，还有3个女生。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叫璇文。另外两个，叫刘勇、刘萍，当时都只有十五六岁。这两个女生家境似乎不太好，都是后娘，不关心她们，她们自己要下乡。老师颇不放心，听说林楠（弟弟）有个姐姐一起去，就把她们托付给我了。

第二天起床，我们被分到了距旗里12里地的向阳大队，这就是我们落户的最终归宿了。

向阳大队的最高首长是李书记。在大队部，由李书记主持，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并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一共来了16个学生。饭后把我们分到了农民家里暂住，因为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我们4个女生被分到了一位民办教师家。那教师有个膀大腰圆的老婆，还有两个小嗄。东北农村都是对面炕。他们全家睡南炕，北炕让给我们4个女生睡。晚上，他们在那边炕上挂起一幅幔子，以示与我们分居，但彼此多有不便。

到了中秋节，我们的房子基本竣工了，只是还没安门窗。我实在不想再客居人家了，便和璇文率先搬到了“新居”。老乡说，新炕没烧过，潮气大，不能睡，“会作病的”。我们才不在乎呢。晚上，躺在没有炕席的炕上，从没有窗框的窗子望出去，看见天上圆圆的月亮，想起了北京的奶奶、妹妹和弟弟，不知他们生活得怎样？那点儿钱可够用？爸爸妈妈现在哪里？有消息了吗？不由地想起了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趴在炕上，点起蜡烛，给家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描述了这里的生活和劳动。我的信写得图文并茂，因为我知道读信的只是我上小学的妹妹。

9月份，第二批北京知青到莫旗的时候，我们“点儿”又多了一个女生，叫顾媛。次年，刘勇、刘萍先后出嫁，和贫下中农“结合”到一块儿了。

“点儿”里选了一个叫“包子”的男生当了“点儿”长。有了自己的房子，又有了“家长”，这个“家”在向阳大队开始生活了。就像屯子里的每一家每一户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抽袋烟喽

在向阳大队落了户，我们就都是“向阳花”——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就要到队里出工、挣工分了。尽管我们“点儿”里的宁国重一再跟农民争辩，说是大家应该为革命种田，但农民们却认准了是为工分种田。我则认为，我需要为革命在劳动中接受锻炼，也需要工分。工分意味着钱，我需要钱。但事实上，队里穷，年年只分口粮不分钱。10年以后，我离开莫旗时，我所挣的钱，都还挂在生产队的账上，拿不出一分现钱给我——至今，队里还欠我280元钱。后来生产队“黄”了，我的钱自然也没了。

老乡管我们叫“大学生”，是说我们在屯子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对于农村的生产、生活，我们却都是“农盲”。

“明天几点钟上工？”初来乍到的我们问队长。

“头太阳出来，你们都到队里。”队长明确指示说。

“头太阳出来是几点钟呀？”我们都认为这个指示一点也不明确。

“头太阳出来就是——太阳没出来以前。”

“太阳没出来我们怎么知道它要出来呢？告诉我们几点，我们好上闹钟啊。”

队长看跟我们讲不清楚，就说：“这样吧，明天早上我来叫你们。”我们这才放心去睡了。

城里人和乡下人计时的方法不一样，城里人用钟表，乡下人用太阳。队里上工不敲钟，但社员们都来得很准时。渐渐地，我们也习惯了用太阳来计时：夏天，“头太阳出来”上工，大约是在早上4点左右，“太阳落了”收工，大约要到晚上8点多，一天要在田里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冬天，则短得多。太阳出来才上工，大约是上午8点了，太阳将落就收工，大约才下午三四点。

庄稼地里的活，说来也简单：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最苦的是夏天锄草。天不亮就出工，天擦黑才回来。社员回到家就能吃上饭——有老婆做家务。知青就不然了，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况且都要凭自己的劳动挣回一份收入，谁肯在“家”里做饭呢？只好干完活回来现做饭。生产队分的口粮主要是苞米，煮一锅大馇子粥总要两三个钟头，于是知青们常常是回到家煮上馇子先睡觉，馇子烂了再起来吃饭。吃过饭，没睡几个钟头，又要出工了。

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扛着锄头跟着走，有时边走边睡。走到地头，“打头的”就开始干，这时后面的人要紧紧跟上，一人一垄，穷追不舍，否则就没个撵了。“打头的”是官称，一般是由有经验的老农担任，负责掌握劳动时间和进度。生产队长则是“脱产干部”，通常是不跟着大伙下地干活的，他负责全队劳力的安排调度，还有“查边儿”，就是到地里检查质量。所以下地干活是跟着“打头的”走，他去哪块地，你就跟着去哪块地，他干你就干，他歇你才可以歇。歇气儿时，打头的就喊一声：“抽袋烟喽——”

开始干时，我不得要领，走路落在后边，拿垄也排在后边，腰上没功夫，锄板又没准头，力气也不够，铲起地来总跟不上趟。“打头的”到了地头，我跟头把式地才铲到地当间。人家干完回家了，我们几个女生还差好大一截呢，那时真想哭啊！可哭有什么用？二里多长的垄，一寸也不会少。

有时赶上下暴雨，无处躲藏，只好任其浇灌，自觉勇敢得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反正已经浇透了。但多数时间是骄阳当头，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人都晒蔫了。

上学听老师说劳动是愉快的，可这时只觉得劳动很辛苦。每天脑子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像个牲口，只知道干活。干完这块地干那块地，无休止地从春干到冬。那时，我最爱听的，就是“打头的”那句：“抽袋烟喽——”

柴米油盐

我们在农村上的第一课就是学习生活。生存原是人的本能，但对于我们这些城市学生来说，却是非从头学习不可的，而且是要付“学费”的。为了学习生活，我们吃过不少苦头，也闹过不少笑话。

记得在家时，常听奶奶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时，我不懂得这句话是啥意思。到了农村，才知道，生活是从这几个字开始的，而这每一个字都意味着一份艰辛，每样东西都得用汗水去换取。

“酱、醋、茶”三样，在我们“点儿”要算“奢侈品”了，但“柴米油盐”是非有不可的。

每年队里放10天打“秋板柴禾”假——各家各户去山上打柴，然后队里派车给拉回来，烧到来年秋天。

我们去的第一年，临到放打柴禾假时，社员们都说：“你们知青打的柴禾，3年都烧不了哇！”我们听了，美坏了。谁说不是呢？社员家，只有一两个劳力去打柴，而我们“家”，有17个劳力呢！这舆论，使得我们先就自满自足起来，仿佛看见了那3年烧不了的大柴禾垛一样。

那10天，我们不用早早起床到队里去上工，睡够了，带上水壶，白面烙饼（平时难得吃的），拎着镰刀，悠哉悠哉地上山了。当地管这时的山叫“五花山”，风景如画：有的树叶变黄了，有的正由绿转黄，有的已呈红色，还有的仍旧是绿色。置身于漫山的丛林之间，一边打柴，一边歌兴大发：“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悠扬，好不浪漫。中午，大家坐下野餐，餐后就地一躺，横一个竖一个的，睡上一觉。秋天的太阳，暖洋洋的，很好睡。午觉起来，没干多一会儿，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了。那轻松愉快劲儿，仿佛秋游一般。

但看远处山上的社员，可不像我们这般干法了。人家早来晚走，腰一弯下去，就不见直起来，中午只匆匆吃些大楂子饭什么的，就又干起来。被他们打过的山坡，就像被剃了的头似的溜光。大家见了，只说是，我们人多，不必像他们干得那么苦。

10天打柴假结束了，生产队开始给各家拉柴禾。这是显示战果的时候了。队里以为知青打的柴禾得拉个十车八车的呢，结果竟不及人家一个劳力打的多。这事儿着实让我们汗颜。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此——我们“家”人多，烧的柴禾要比人家多好几倍。还不到1月份，我们就闹柴荒了。这漫长的严冬，没有柴可怎么过呢？我们感到了生存的危机。

“点儿”长代表大家去找队里商量。队里也没办法，叫我们去向社员家买，一毛钱一捆。我们一听，都傻眼了，我们没有钱呀！又去找大队想办法，蒙李书记开恩，破例允许我们进大队级的保护山林——“北大林子”里砍柴，但仅限于打当年生的小柴枝。

这时已是大雪封山了。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挑那些又细又小的枝子打。小枝叶上托满了雪，伸手一抓，叶子都碎了，剩在手里的，除了一把雪，只有一枝不及黄豆杆粗的干枝子。手套很快就湿了，转瞬即冻得硬梆梆的了。彼此看看，呼出来的热气使眉毛鬃角都上了霜，仿佛是圣诞老人。打累了，雪地上又坐不得，只能一个劲干下去。这次大家十分卖力，五六天下来，才打了一小车。

一年苦头吃下来，我们懂得了为什么开门七件事，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柴字，而柴是要花气力苦干才能得来的。以后每年打秋背柴禾时，我们再没了秋游的兴趣——生活原不轻松浪漫，它将实实在在的压力放在你的肩上，要你来承担。

油，也是我们碰到的大问题。农村吃油，不像城里，每月拎着油瓶子去买就是了。乍一去，社员对我们说：“你们得喂只猪，不然油从哪里来？”我们就去买了只半大的猪，记得是60多斤，估摸着喂到入冬时总也有二三百斤了。

“点儿”里的男生喜欢狗，纷纷到老乡家去抱小狗崽，没几天，“点儿”里就有七八只小狗崽了。这些小狗崽个个受主人的宠爱，晚上都放在屋里和我们共眠。只要其中一个叫起来，其余的就会帮腔一起嗷嗷叫，仿佛大合唱一般，吵得谁也不能入睡。白天，“点儿”里的剩饭，先被拿去喂狗，狗崽吃剩了，才轮到猪吃，剩多剩少，也只有请猪将就了。他们怕狗丢，都拴在家里，猪却没人管了，任其在野地里跑，四处打野食吃。所以，我们的猪常常饥一顿，饱一顿，饥的时候多，饱的时候少。到了年跟前，狗崽都长大了，个个毛色光滑油亮，显得营养极良好的样子，那只猪却不见怎么长，只有100多斤，瘦瘦的。到杀它那天，五六个小伙子都追不上这只猪，半人高的土墙，它一窜就跳过去了。

老乡帮我们把它杀了，切开肉一看，白白圆圆的珍珠般的“痘”噼哩啪啦散落一案板。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玩艺儿。老乡说痘猪肉不能吃，我们过去在书上也知道痘猪肉不能吃。但我们一来指着它出全年的油呢，二来也着实馋得够呛，已经数月不知肉味了。实际上不要说肉，几乎连油花都没见过——都是清水煮青菜。大家当即开会商议，没有太争论，就作了决议——吃。

据说高温能杀死痘，于是决定，肥的，全部熬油；瘦的，由“点儿”里最会烹调的“包子”掌勺，红烧了。肉还在锅里，香气四溢，大家已经馋得忍耐不住了，有人喊出“生可忍，熟不可忍”的口号。等到烧好了，一人盛了一大碗，男生早已顾不得什么痘不痘的了，我们女生战战兢兢，细细地撕着肉吃，一边吃，一边议论，是否要先写好遗嘱，说明是自愿吃了痘猪肉丧命的……就这样，害怕归害怕，一锅肉却一点儿也没剩下，我们女生也一点儿都没少吃。

第二年，再养猪，我们就尽心尽力了。每天收工回来，人不吃饭先喂猪。“点儿”上的最高记录，是养出了一只500多斤的大肥猪。那猪是黑白花的，我们好喜欢它，还跟它合了一张影呢。那以后，“点儿”上再没养过痘猪，也再没缺过油吃。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扒炕抹墙，脱坯盖房，夹障子种园子，打苕条编囤子，渍酸菜、晒干菜、腌咸菜……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得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

过冬

每年冬闲大家都回北京时，我和弟弟通常只回去一个，因为队里不分钱，也因为家里没我们俩的生活费，也没我们的住处——被抄家后，我们全家5口人只有一间居室。

北大荒的冬天，没多少活好干。开始队长让我参加打场。在刺骨的北风中，我也学老农的样子，抱着一根大鞭杆子，站在场院中间赶磙子。头上戴顶兔毛皮帽子，腰里扎根草绳子，那神态，自以为威武得很。后来队长见场院里只我一个姑娘家，冻得怪可怜的，又不忍，就派我在队部和几个老头一起剥麻。再后来，麻也没得剥了，我就每天串门和大娘大婶学做鞋。从打麻经子开始，粘袼褙、纳底子、替鞋样、上鞋帮……做出来的鞋居然还蛮是样的，与店里买来的差不多呢。以后，坐炕头做鞋子就成了我漫长的冬天的主要活计了。那些年，我做了好几双鞋，有五眼棉鞋，有松紧口布鞋。妈妈出狱后，我送她一双自制的布鞋，她穿了满心喜欢，说甭提有多舒服了。

那年除夕，“点儿”里只留了我一个人。炕桌上一灯如豆，油灯照不到的地方黑幢幢的，我突然感到好孤独，好害怕，不由得站起身，逃出这间空荡荡的屋子，往平日里常去的大嫂家走去。踏着雪，走到大嫂家门口，在我抓住门把手刚要拉开的那一刻，我听到屋里有人喊了一句：“接神了——”我顿时明白了，是午夜了。按照当地的习惯，该是揭锅下年夜饺子的时候了。这是一年之中家庭最和睦、最充满希望和祝福的时刻，我此刻进去岂不大煞风景？我悄悄退了回来，又缩进了自己冷冷清清的屋子里。

突然，听见有人在门外叫我，是屯子里小学校的徐老师来看我了。在合家团聚的时候，他走出家门来看我，这令我大为感动。我赶紧把他让到屋里，让到炕上，但他说我的炕太凉，屋太冷，只坐了片刻就走了。尽管如此，他在那片刻带给我的巨大的温暖与慰藉，我至今不能淡忘。

不知道他的光临是不是因为我的那次针灸。我们屯子像所有的农村一样缺医少药。我跟着自学成医的顾媛也学了两手针灸的本事。但我的医道不高，所以很少有人来向我求医。那次顾媛不在，徐老师来了。一见他那张脸，口眼歪斜到了一边，我就知道是得了面神经麻痹症。旗医院大夫说，他必须每天去针灸一次，要连续扎6天。他不能每天往返跑20多里路，就求我给他扎。

真是有病乱投医了。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禁不起他再三恳求，于是答应试试看。一连扎了5天，他那张扭曲的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已经没有信心了，打算再扎一天，就劝他“转院”了。谁知这一次，我一针扎进他的合谷穴时，他突然脸色苍白、双手发抖，竟晕了过去。他老婆在一旁吓坏了，我更是不知所措，忙起针又起不下来。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了，看着我，竟然笑了，说：“你这一针扎得好，扎对地方了，我心里一下觉得透亮了。”我不知他是安慰我，还是真像他说的那样。我已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第二天，他的口眼果然都正过来了。从此，他很相信我的医术，我却再也不敢给人扎针了。

又一年冬天，北京来人招中学教师，据说只要是老高三的北京知青，都要。有些“黑五类”子女，出身资本家的、地主的，都获准回京了。我抱着一线希望，跑了12里路——那天北风很硬，我的脸都冻起泡了——到旗招待所找北京来的同志。

“像我这样的，你们要么？”自从父母被抓，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这句自尊扫地的话了，仿佛自己是一件等外品，推销起来底气一点不足。

果然，等他们听明白“我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之后，说：“像你这样的，我们不能要。”

“为什么？不是出身不好的也要吗？”

“出身不好的，只要问题清楚，就能要。可你的父母还没有定性，所以不能要。”

“可是，往最坏里想，就算问题很严重，是黑帮了，不行么？”我还想力争一下。

对方很讲原则地说：“那怎么行？也许最后没有问题，是‘红’的呢？你就不能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当时对“黑帮”子女问题有个批示：不要叫“黑帮”子女，要叫他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我们不好安置。”

我明白了：像我这样“黑”“红”不能确定的子女，哪儿都不要。我必须申请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次年冬天，我回北京，到公安部，提出要当“可教子女”的申请，希望他们能开一张证明给我——这办法是另一个“可教子女”教给我的，据说她的身份就是申请来的。公安部办案组的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给你开这张证明，因为你父母的问题还没定案。”

呜呼，我只能做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了，这是三六九等里最糟糕的一等，因为哪里都不能使用我。慢慢地，老三届的学生都得到了安置，不论是回城，还是在当地，而我则一直留在屯子里。及至后来，很多人一听说我是老高三的，却还在生产队，都很惊诧，我也只是苦笑一下，懒得解释了。

后来，有北京知青将我推荐给了旗中学的教导主任曹老师，曹老师同意让我到旗中学任代课教师。可是公社书记不肯，说：“旗里要能用这个人，我们早用了。”没有公社批准，我是走不了的。周围的人都告诉我这事非“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不可了。那也是个冬天，我就给已回北京的弟弟写信，请他寄些好烟来。明知家里没钱，不知弟弟想的什么办法，很快寄来了两条好烟，“牡丹”的和“礼花”的。我又买了两瓶酒，拎着上公社了。

没钱备礼固然难，送礼更难。我从没干过这种事，不知怎么个送法。那天，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天色已暗，我独自在去公社的路上走着，一路盘算着如何进书记的门，如何递上一张笑脸，如何措辞……找到公社书记家，书记还没回来，我把礼物放在炕柜上，向书记夫人说明过一会儿再来，就去附近的浙江知青点儿找“饭辙”去了。吃完饭，再去书记家，书记已回来了。炕柜上的礼物不见了。书记没提礼物的事，我也没提，只说想请他放我去旗里。他说：“这事我们研究研究吧，过几天你听信儿。”回来的路上，我心情轻松极了，没想到这礼送得这么妙！不过，以后我可不想再干这种事了。

开春了，公社来了通知，说经研究同意我去旗中学教书。从此，我不再挣工分了，而是每月挣32元的代课费。每到周末，我仍旧回到向阳大队的“家”里去。

1977年冬，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我们都跃跃欲试，到处找课本复习。但又接到通知说，老高二老高三的岁数太大，除非有特殊贡献，不得参加考试。我没有特殊贡献，眼看大学上不成了，我大哭一场，把课本还了，也不再做梦了。后来又有消息说，准许我们参加高考。那时距考试只剩几周了。凭着我10年前的学习底子，临阵磨枪，考分倒也不低。只碍于我的政审是三类（就是最差的那一类），几乎没有学校肯收我。最后听说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斗胆收了我的档案，我这才在1978年春离开了莫旗，结束了10年的插队生涯。

这10年，我们在贫穷中求生存，在苦涩中求欢乐，在屈辱中求自强，在逆境中求真情……尽管我们时时都想离开农村，尽管我们或迟或早都离开了农村，但我们的心已永久地留在了那里，随着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播进了那片黑土地。在那黑土地上，我们收获的是直面人生的坚忍、顽强、乐观、真诚……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长大了，成熟了。日后不管怎样的大苦大难，我们都会从容面对，因为我们是插过队的一代。

作者：林樾，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莫力达瓦插队落户，1978年春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回北京后在北京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现已退休。

来源：新三届

（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