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读书日,回顾知识改变命运这四十余年。

如果说我们的父辈是最艰苦的一代人,长身体时遇上大饥荒,读书时遇上停课闹革命,想生孩子时遇上“晚生少生”,想出去打工遇上父老子幼,子女长大成人开始享受生活又到了晚年,那么我们则是幸运的一代人。长身体时已经“田地到户”,父亲勤俭持家没有挨饿,读书时遇上一批好老师,读大学时遇上不交学费,参加工作时遇上单位福利分房,我们从乡村走入城市,读书改变了生活。

我最早是在外公与父亲的指导下识字,记得那时我四五岁,父亲用毛笔在白纸上写字教我认读。我们上学很晚,一则农家子弟要走几里地去村里的小学,父母没可能接送;二则年底出生的孩子本就要等第二年上学。我似乎对读书天然有兴趣,家里的藏书尤其是那些毛主席语录开篇的书我都能认真读,父亲说“长字读一半,短字读一边,完全不认识就读某”。后来开始借助字典,我逐渐把家的书都读完了,包括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父亲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各种武侠小说、演义小说。我经常趁着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读一下,还能速度跟上父亲干活闲暇的阅读速度,也是被逼出来的。从《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到《江湖三女侠》《云海玉弓缘》,从《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到《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到《罗通扫北》《燕王扫北》,从《狄公案》《包公案》到《海公案》《施公案》,我的小学课外阅读就是看这些“杂书”。

记得去大姑奶奶家拜年,我闲无事把她家里的物理书当成小说看,那时物理书上都要加上毛主席语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谈上海工人赛过专家设计出平板车。村里的人对爱读书的孩子总是鼓励,八太爷爷说“读得书来胜百丘,无须耕种自然收。白天不怕人来借,晚上不怕贼来偷”,还让我父亲不要让我种田参加农活,“这孩子读得出来书”。

我们是民办教师支撑起来的一代人,记得整个小学时期只有一年级时语文孙老师是公办教师,其他都是民办教师。孙老师带着我们在祠堂上课,后来我们搬到了新校区,不再与初中学长一起。民办教师何海龙老师把我们引上喜欢写作的道路,我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作文能够被老师拿到班上读甚至拿到其他班去读。那种小小的满足感,成为我早年美好的回忆。

我们上初中遇上那批贬入凡间的热血青年,他们从武汉、黄州等地来到基层学校甚至乡村学校任教。那时英山师范、麻城师范去教初中都是“标配”,我们却能遇到城里的大学生给我们授课,第一次接触到“英国英语”而不是“英山英语”,第一次接触到普通话教学。

记得李小林老师带着满腔热情来到我们班,成立了涟漪文学社,带着我们写散文、写诗,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初中阅读我们开始读文学名著,鲁迅、契科夫、普希金巴尔扎克,成了我们新的“朋友”。多年以后,我还在大学表演话剧“守财奴”,饰演葛朗台很成功,几乎成了我的新名片。后来我同学也说,安平演坏人比演好人更传神,看来骨子里就是坏人,只是道德约束了你干坏事。

最艰苦的岁月是我读高中时,初三病了半年,我的好朋友去了城里的重点高中,我只能去镇上的高中。我对那个学校是排斥的,也不愿意跟同学过多交往。我必须用孤独感警示自己不能沉沦,此时我再次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快乐。既然不愿意与周围的同学交往太多,那就与培根莫泊桑格林兄弟、托尔斯泰、高尔基欧亨利等人做朋友吧。路遥《平凡世界》感动了几乎一代人,我认定自己不做孙少安,也不做孙少平,我需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读小学时,我们目标是做小学老师,当然是公办教师而不是民办教师,我无需父辈那样种田。读初中时,我的目标是做初中老师,就像我的初中老师那样教书育人,帮助更多的孩子健康成长。读高中时我没有别的目标,唯一的念头是考上大学,我发现这是我可以走、必须走的路。我每次都会与城里读书的同学比较一下成绩,我很高兴的是我在镇上高中读书,比他们一些在城里读书的同学还要强一点点。

拿到录取通知书前,爷爷做了一个梦,发现他的父亲说我这次没考好,但又说了一句“后辈儿孙能考这个学校就不错了”。爷爷对我说,看来你这次只能去华中师大。父亲则更高兴,差几分没有去更好的人大学那是塞翁失马,华中师大不交学费多好啊。只是看到比我低10分的同学去了武汉大学向我嘚瑟,我总很郁闷。当得知同寝室的韩霞同学超过华师分数线50分,我也就平静了下来,还有比我更郁闷的同学,那么我就无需郁闷了。

我是我们村小组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在亲戚朋友敲锣打鼓放着鞭炮中送上车,村里还送了两部电影放映,去乡政府办理户籍手续转粮油关系也被奉承,这种考上大学就“跳农门”的殊荣,羡煞多少学弟学妹。以前认为“读书没有用”的家庭,也开始认认真真让孩子读书了。去了武汉,我第一次见到比我们县城更大的城市,甚至我们大学校园都比我们县城要大,我终于开眼了。

中学时代读到钱钟书那句“横扫大学图书馆”一直很羡慕,到了大学终于可以尝试一下“横扫大学图书馆”的滋味了。老图书馆、新图书馆,那都是我的乐土。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无论是哲学类还是历史类或者政治学、社会学类,我都如饥似渴阅读。如果说中学时最嘚瑟的是校园广播台读我的作文,那么大学最嘚瑟的就是我的文字变成墙报被同学抄录。

看到城里来的同学擅长各种乐器、书法、绘画、舞蹈,我很羡慕却很无奈。于是我就发挥自己文才、口才优势,演讲、辩论、话剧这些“低成本”的活动,我都可以参加嘛。一位演讲协会的学姐,几年后在广州参加“金牙大状律师论坛”时遇上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既然大学图书馆无需借书费,我当然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生读书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学时代,引以为傲的知识储备应该感谢这几年。

图书馆读书时,看到学校“科研立项”通知,还有300块科研经费。我问我同学张立达(现在是西南政法教授),我写什么题目可以呢?张立达说,你不是喜欢反弹琵琶吗?你就帮“豫湘桂大溃败”翻案,或者指责苏联“十次大反击”没有重点浪费兵力嘛。说干就干,我很快写了《豫湘桂战役再评析》,认为这是日本一次得不偿失的“皮洛士式胜利”,须知1944年对日本本土威胁最大的是太平洋美军而不是中国战场国军,而且此战不仅没有消灭国军主力,还导致国军趁机打通了滇缅公路导致30多个师的美式装备运抵中国。

更严重的是日军太平洋兵力不足,美军直接突破日本“绝对防御圈”;关东军主力被抽走,这支“战略总预备队”失去战斗力,后来轻易被苏联红军摧毁;压制敌后战场4年之久的日军主力被抽走,八路军、新四军很快恢复了百团大战之前的元气并发起局部反攻乃至反攻。当时还是学生“太嫩”,没有进一步分析军事局势引起的政治局势发展。

毕业后去了湖北黄冈中学,我的指导老师戴军老师说,你来之前最爱读书的是解荣正老师,你来之后则是你。解荣正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黄冈中学校歌的词作者,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对《史记》的阅读感悟,颇为有趣。当时黄冈中学实行弹性坐班制度,去读书馆读书的视为坐班,我当然更愿意在图书馆读书,继续充实自己的知识。后来改行做律师,不得不说这也是长期喜欢阅读形成的习惯。

2007年通过司法考试,2008年实习,2009年执业做律师,2010年参加全省青年律师辩论赛,我的生活与工作都是通过读书阅读完成的转换。2010年我第一次拿到实报实销的案例,2012年拿到二审改判案例,2013年拿到不起诉案例,2014年拿到撤回起诉案例,2015年拿到免于刑事处罚案例,2017年拿到死刑改判案例,2018年拿到无罪判决案例,我的跨专业发展还行。有人问我如何走向刑事专业化道路,又没有人带你。我说这个太简单,10年前博客兴盛时多少知名律师把自己的辩护词、法律意见书“晒”到网络上,我通过网络阅读“偷学”他们的办案经验,不就成了我的办案技巧?

2007年在新浪开博客以来,我坚持平均每天写一篇文章,写作背后是大量的阅读。我经常对知识匮乏尤其是历史知识缺乏的写手很鄙视,无论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思维昏乱我都会重拳出击,被人称之为“理中客”。我对此似乎乐于接受,参加网络论战也能逼着我认真读书,我不能知识碾压你如何左右开弓帮他们扫盲?

世界读书日,回顾“知识改变命运”的四十余年,我发现知识才是我们努力向前的利器。比我聪明的没有我勤奋,比我勤奋的没有我聪明,勤奋+聪明,这才有面对困难见招拆见招拆招。今年两本书即将出版,我的目标“十年写十本书”,可以作为一种爱好。

你说律师这么忙忙碌碌哪里有时间阅读写作?鲁迅先生说他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写作,我们可以用别人打牌、抽烟、酗酒的时间阅读写作,有何不可?

2023年4月23日写于广东惠州,4月24日0点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技术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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