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最近谈具体问题比较多,倒是淹没了对宏观问题的思考。

50年来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格局可以大致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冻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访,发表联合公报,启动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合作,为恢复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第二阶段是“心照不宣的同盟”,建交,与美国战略合作,联手共同应对苏联,直至其解体。

第三阶段是战略磨合期,一方面特殊事件带来后遗症,一方面冷战结束,美国的战略合作的需求突然消失了,后冷战时代需要重估并重建双边关系,与美国经过了一小段黯淡时期,摩擦和冲突加剧。

第四阶段,确定构建新时期双边关系模式。经过努力,与克林顿政府共同开启了两国建设性接触关系新时代,自由国际体系敞开怀抱,融入世界贸易体制,加速了新世纪的经济腾飞,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五阶段,新世纪后,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如何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共存和发展,变成迫切问题,一些人提出了比较有创见的构想,比如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提出“利益攸关方”重要概念,为重塑双边关系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和路径,但因各种情况,特别是佐利克快速离职而未能有所发展,总之,这一阶段,双方未能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样磨合成功。

这就使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执政第一年就重新规划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并首次确定美国的战略对手,开启了美国对外核心战略从反恐向大国竞争的转型。

这样又过去了十年,拜登入主白宫后,实际上尝试恢复接触并重塑双边关系,在最高层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直到最近的讲话。

其所要强调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不像过去那样需求改变对手,而是要进行公平的竞争了,而且美国的方针是如果对手以行动解除其和盟友的“担忧”,美方将予以“积极的回应”,这就为双边关系从当前冷峻的竞争状态某种程度拨回建设性接触,提供了操作空间。

华盛顿的重要信号还包括,它希望将双边关系严格管控在战略竞争轨道,坚持“四不一无意”的承诺,阻止彼此进入敌我关系。

由于拜登当局作出这一承诺,是与俄乌战争交集的,因此,我们无法区分,华盛顿是由于俄乌战争局势而作出这种策略选择,还是其本来就有的严肃和理性的姿态。

俄乌战争超越其本身的区域性范畴,变得具有世界性意义和世界性影响,就在于俄罗斯作为全球第二军事大国——如果现在不能称之为军事强国的话,其政策和行动关乎主要地缘战略区——欧洲,以及主要大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重要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彼此战略关系。

美国联合全球盟友和伙伴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就是因为后者首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定的战略对手;其次俄罗斯的行为对于美方所认定的战后秩序及规则是严重的挑战,说句大白话就是,假如任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美国说话还算不算,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还管用不管用;第三,俄罗斯对乌发动战争虽然总体局限于欧洲,但它对美国更关切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将产生直接的“示范”,整个世界、盟国、美国的对手及地区利益攸关国,都在视美国的表现来判断其在未来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同类事态中奉行何种态度和政策。

对俄罗斯的态度就这么变成世界各国处理与美国、当今世界秩序和美国定义的国际规则关系的关键变量,具体而言,美国及其盟友以各国如何对待发动对乌战争的俄罗斯的态度、政策和行动来判断其是敌是友,或者处于可容忍的朋友的范畴。

新德里坚持拒绝谴责克里姆林宫,且继续维持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备合作,是从国家现实主义出发的策略,得到华盛顿的战略容忍,并继续将其作为全球性战略伙伴的优先合作对象。

这当然包含了因应美国最关注的大国竞争战略的考量,但也为拜登当局在各国对待俄罗斯问题上提供了一条底线:

基于国家现实主义,在美国的盟友之外,与克里姆林宫保持能源和军备的传统合作将是被默许的,但华盛顿关切的重点是,各国是否向莫斯科提供武器、资金和物资的额外的成规模的战略支援,并继续扩大能够帮助莫斯科扩大外汇渠道的经贸关系。

后者将是不被允许的。白宫日益表现出这一倾向。

这是拜登当局近期工作的重点之一,而且很显然把它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关系的处理关联起来,因此我们看到布林肯的最新讲话的某些温柔特质,尽管他的某些美式坦率措辞相当伤感情。

总的来说,从新的讲话中既有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评估和疾言厉色的浓厚色彩,也为开启机会之窗提供了某些可能性。

自佐利克2005年9月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以来,已经错失了一些机会,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情势已经不佳,但仍有选择和转圜的余地,可以称为新的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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